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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尼斯人有什么 捎上民企“心里话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采访手记

时间:2019-02-20 09:09 点击:60 次

  “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集体心声。”张天任认为,民营经济风险大、利润薄,又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,应当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“肩负人大代表这一沉甸甸的责任,我一定会继续不断提高履职水平,敢于担当,勇于作为,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。”

  新华社杭州2月17日电题:捎上民企“心里话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采访手记

  过去6年,建言98篇,涉及多个重大领域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天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可谓一位“高产”代表。

  这似乎跟他从事的新能源行业有关——汇聚能量,传递能量,张天任总是利用各种机会,“见缝插针”地开展调研,汲取民意民智,并高效地转化释放为一个个具体的报告和建议。

  新华社记者王俊禄

  他认为,人大代表关注民营企业,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,是代表“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、服务基层”的重要内容。尤其要找到普遍规律,积极建言,助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点,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,营造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环境,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  今年,张天任聚焦民营经济发展,调研主题多数与此有关。在他案头,摆放着他初拟的“企业技术改造”“构建工业互联网大平台”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”“优化营商环境”“加大对民营经济扶持力度”“打好实体企业降成本组合拳”“振兴实体经济”“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”“创新发展”等约20篇报告,不少调研贯穿全年。参加全国两会前的这段时间,他正结合调研不断修改完善。

  2013年1月,张天任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;2018年1月,张天任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过去6年时间里,张天任提交的议案和建议达98篇,涉及民营经济、新能源产业绿色发展、三农与社会治理、区域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,不少问题得到积极回应或正在解决。

  张天任说,他眼中人民满意的好代表,要上接“天气”下接“地气”,准确把握国家发展大势,注重体察社情民意,努力为百姓“代言”。同时,还要善于把问题建议和立法工作有机结合威尼斯人有什么,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。

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| 姚峥华

“角色当然是虚构的威尼斯人有什么,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威尼斯人有什么,放弃附会的权利的。”这句话是钱锺书先生说的,特地放在《围城》序言中,似乎想先声夺人警告一下后来者。

但钱锺书再料事如神,语调再讥讽,也阻止不了《围城》刊登及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种考据、索隐和附会。

因了考据、索隐及附会,钱迷钱粉钱派钱锺书小组各种主动认亲的“亲友团”纷杂登场,发展壮大,势不可挡。由此所衍生出的文章或书本洋洋洒洒多如牛毛。大多一家之言或一己之见,不足观,也不足怪。

前不久,这个队伍里多了一本《钱锺书交游考》,却让人正视之,因为——作者是谢泳。

在学界,谢泳虽非专业学者,但他多年来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,使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析、研判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学术性,比如他对储安平、罗隆基、胡风、傅斯年、林希翎,以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研究,都在学界引起大的反响。

▲《钱锺书交游考》,谢泳 著(图/网络)

谢泳对钱锺书的资料收集,多年来一直在行进中。他在厦门大学文学院带硕士研究生时曾上过一门选修课《钱锺书与<围城>》。

这次谢泳以一个“钱学”爱好者的角度,将自己多年来对钱锺书的生平史料及学术趣味的研究,结集成了《钱锺书交游考》。书中也着重于钱锺书作品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索隐线索,写成了《<围城>的五个索隐问题》《<围城>涉及的人与事》等文章,同时对索隐这一学术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与钱锺书截然不同的看法。

诚如谢泳所说,索隐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深入研究文学作品,为了尽可能从比较丰富的侧面来解释文学作品,应当是一种比较有益的方法。

有的人索隐,可能流于花边八卦猎奇;有的人索隐,却是史料的挖掘、发现及探讨。无疑,谢泳属于后者。

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谢泳的索隐及考据法——

在《钱锺书交游考》开篇,谢泳便以毕树棠的《螺君日记》佐证索隐的重要性,在他看来,《螺君日记》可与浦江清日记、季羡林日记对读,从中窥见当年清华乃至北平文坛的许多趣事,对判断文学史实起到一定的帮助。

基于这个立足点,在全书中,谢泳以考据和索隐为基本方法,披露了众多钱锺书的观点、言论,并加以延展、分析,进一步丰富了史料线索,又钩沉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史实。

01

钱锺书真的看不起陈寅恪吗?

坊间有一种说法,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评价不高。

谢泳写道,主要出处在于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陈寅恪,当时他所演讲的题目是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》,钱锺书说,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时,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“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”,这是一个比“济慈喝什么稀饭”“普希金抽不抽烟”等更无谓的话题。今天很难设想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。

▲陈寅恪(图/网络)

钱锺书没有点陈寅恪的名字。但众所周知,陈寅恪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学界也早已提出,“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”并不是陈寅恪首次提出的问题,而早在清人朱彝尊、杭世骏、章学诚就讨论过。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,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,李隆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她。从而涉及到李唐王室的血统、习俗、以及唐代社会习俗中的华夷之辨的问题。也就是《朱子语类》中,“唐源流于夷狄,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”。

余英时曾撰文肯定陈寅恪对“杨贵妃”考证方法的意义。他在接受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访谈时说到,陈寅恪的著作之所以对读者有吸引力,是因为他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,即达到欧阳修所撰的“贬斥势利,崇尚气节”的一种境界。

关于钱陈的关系,杨绛后来对人说,钱锺书不认同陈寅恪的某些考证,但对陈寅恪的旧诗大有兴趣。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。

也就是说,陈钱二人的关系并非外界所揣测的那样,“评价不高”更是无稽之谈。钱锺书小陈寅恪二十岁,钱的专业是文学,陈的专业是历史,在交叉领域两人产生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。

谢泳在文章中指出,钱锺书批评陈寅恪,涉及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,即以诗证史,诗史互证。

且抛开治学上的方法差异,依据谢泳的索隐考证,我们回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看,陈寅恪钱锺书都是极有思想个性的人,少与时代附和,比较好地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品质。在诗词用典上都有较相似的审美趣向,如喜欢龚自珍学定庵诗,喜谈秽亵事,喜用桑下三宿、电笑(闪电)等,对野史笔记诗话的关注点大体趋同,从这个意义上讲,两人无疑属同一类人。

02

冯友兰女儿写小说影射钱锺书?

钱锺书当年从法国回来能到西南联大教书,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功劳。但钱锺书只待了半年便离开。对外的说法是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,希望儿子回到身边照顾自己。然而,坊间的说法是,骄傲的钱锺书把西南联大的人骂遍了,比如“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根本不行,叶公超太懒,吴宓太笨,陈福田太俗”,所以,谢泳说,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,确有人事方面的原因。

西南联大这段不愉快的经历,对钱锺书后来创作小说《围城》是有影响的。在《围城》中西南联大的一些人、事,可以窥得一见,也可以看到作家通过小说人物表现出自己的评判。

1979年钱锺书到美国访问,在一次座谈中有人问起冯友兰,钱锺书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。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,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,不该出卖朋友。至于是哪个“朋友”,钱锺书没有道明。这个细节后来被当时在座的台湾作家庄因口述并写进了文章里。文章1985年被影印收入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《钱锺书传记资料》第一辑中。

▲冯友兰(图/网络)

有意思的是,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在小说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中写到一对年轻的教授夫妇,“他们以刻薄人取乐,他们这样做时,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,凌驾于凡人之上,不免飘飘然,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。苦对方没有得到信息,还要设法传递过去,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,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”。

作为读者,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钱锺书杨绛夫妇。谢泳也认为,宗璞和钱家矛盾的起源即钱锺书对冯友兰的评价。他在文章中写道,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锺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。“研究钱锺书的小说,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,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锺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。”

基于这个视角,谢泳索隐并考据出《围城》中人物的原型,褚慎明是许思园,苏文纨是赵罗蕤,曹元朗是叶公超……

不管正确答案如何,有迹可循总能令人有蛛丝马迹般的侦破快感。

03

钱锺书对徐志摩等自由派文人评价不高?

徐志摩去世的时候,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,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,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。

谢泳写道,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,但可以从父亲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,钱氏父子的文学观,相同处多于相异处。

1932年钱基博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时,曾多次提及徐志摩,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,基本与《围城》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,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。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,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:“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,郭沫若之回肠荡气,谢冰心之亲切动人,王统照之尽情欢笑”“中国新诗,至今未上轨道”。

1932年,就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出版前后,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“我望汝为诸葛公、陶渊明;不喜汝为胡适之、徐志摩”的告诫,后来钱锺书无论是写《人·兽·鬼》还是《围城》,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“新月”和“京派”文人群体。

可以肯定,父亲的告诫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。

▲钱基博和长子钱锺书合影(图/网络)

另外,钱家父子的一脉相承,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印证。比如,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。钱锺书写《围城》也有一个习惯,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,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。

谢泳为此提醒读者,注意钱、徐的关系,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,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。

而钱锺书对徐志摩等新派文人的疏离,在谢泳看来,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。钱锺书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。如果注意这个视角,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会有所帮助。

诸如此类的索隐考据法,书中俯拾皆是。令人注目的,还有钱锺书与1952年清华间谍案的一段往事。这则钩沉份量最重,谢泳以《钱锺书的一段经历》为题低调处理,里边所收入间谍李克的信件则属首次公布,弥足珍贵。

索隐考据的研究方法,古已有之。明“江右大儒”罗钦顺有《困知记》提出考证经书,王阳明《古本大学》中也以考证辩争经典的真假。到清代考据学迅猛发展,从戴震、王引之,到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,再到梁启超“无证不信”,都沿袭并肯定这一治学方法的重要。单一部《红楼梦》,已让几代人索隐考据得不亦乐乎,胡适、张爱玲都置身其中。所谓“曹雪芹小像”之谜,也索隐至今未解,争论不休。

国内研究钱锺书较用力且出成果的,有李洪岩、范旭仑等学者。谢泳考据钱锺书,当缘于个人的喜好。2018年12月是钱锺书逝世20周年, 2019年1月《钱锺书交游考》出版,因了谢泳的考据和索隐,此书无疑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“钱学”著作。

只不过,钱锺书先生在天有灵,估计也会像批评陈寅恪一样,视之与“济慈喝什么稀饭”“普希金抽不抽烟”一样是无谓的话题。谢泳也清楚得很,只是,对像他这样的研究者来说,“(钱锺书)调笑归调笑,该做的学术工作还得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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